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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轉基因問題首先不是科學問題
我們需要一個方法，能夠超越具體的專業的科學論證，讓更多的人，對於對轉基因問題以及類似的科學問題，獲得判斷的能力。 二〇〇九年底，農業部下屬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頒發了兩種轉基因水稻、一種轉基因玉米的安全證書。很快引發了一場關於轉基因問題的爭論。 今年三月十日，一些學者發佈了《關於暫緩推廣轉基因主糧的呼籲書》，我是第一批簽名人之一。呼籲書產生了很大的反響，支持的很多，反對的也不少。最常見的指責是：這些人都是文史哲領域的學者，沒有一個轉基因專家，因此，他們的建議沒有價值。的確，在發起者中，只有蔣高明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員，不過他的專業是生態學。和上次燃油稅問題一樣，我覺得有必要解釋一下，作為人文學者，為什麼我認為自己有能力對轉基因問題作出判斷！ 轉基因的支持者宣稱，轉基因是一個科學問題，言下之意，只有專家才有發言權。按照這種邏輯，只要把專業範圍無限縮小──從事生態學的不懂轉基因，沒有發言權；從事轉基因動物的不懂轉基因糧食，沒有發言權；從事轉基因番茄的不懂轉基因水稻，沒有發言權──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只有他們自己擁有發言權。於是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然而，轉基因問題到底有多大成分是科學問題？如果我們需要徵求專家的意見，都有誰是專家？ 我們的呼籲書提出了四點理由：一、中國並不擁有轉基因主糧的核心專利，根據他國教訓，我們將會受制於人；二、轉基因作物並不能提高產量；三、轉基因作物對人體健康有潛在危害，對生態環境有潛在危害；四、主糧問題涉及國計民生，子孫後代，公眾有知情權。 四點理由涉及不同的專業領域。第一點關乎專利之有無及其後果，這可以是個經濟學問題、社會學問題，或者國際戰略問題，但不是轉基因技術問題。第三點涉及兩個方面。一個關乎人，轉基因食物會對人體產生什麼後果，這是個醫學問題。另一個關乎生態，轉基因作物進入大田，會對環境產生什麼影響，這是個生態學問題。都不是轉基因技術問題。第四點是公民權利問題，完全不是科學問題。 回過頭來說第二點，轉基因作物能否提高產量？初看起來，是個轉基因技術問題。然而，轉基因種子專家或許知道轉基因作物的產量，但是為此付出的環境代價，則未必能給出專業而誠懇的判斷。蔣高明指出，提高產量的因素很複雜，種子僅是其中之一。另外，所謂提高，是個相對量。比如關於生態農業的產量和效益，蔣高明更有發言權。而關於哈尼族的梯田水稻，哈尼人更有發言權。所以，就產量的提高而言，轉基因種子家也不是唯一的專家。 主糧作物的轉基因研究及種植涉及政治、經濟、國家戰略，涉及科學、技術和社會關係等諸多問題；如果我們強調專家的觀點和判斷，那麼，從事轉基因作物研究的科學家，並不是唯一的專家，也不是最重要的專家。 目前，轉基因作物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能夠使糧食增產；二、能夠減少農藥的使用；三、與雜交作物只有量的差異；四、與傳統作物“實質等同”，所以對人不應該有害；五、對生態的影響目前尚不能證明；六、轉基因是科學，科學無禁區──“轉基因好不好，轉了才知道”。對於這類問題，人們本能的反應是尋找“科學依據”，在科學具有強勢話語地位的今天，這已經成了我們的思維慣性。而作為不懂科學的普通人，作為山那邊的外行人，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正反雙方的科學家用資料和論文過招，給我們一個結果。對於這個結果，我們只有接受的義務，不被認為有質疑的能力和權利。然而，人們所期待的，專業內部的正反雙方公平辯論追求真理的場景，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出現。因為贊同轉基因，是轉基因研究者的前提──如果轉基因不好，怎麼會去研究它！即使偶有反對者，只要對投票的專家進行選擇，總會達成高度一致的“科學共識”。這在科學活動的具體操作中，尤其是大專案大工程的運作中，屢見不鮮。劉華傑教授的“學妖理論”對此有精彩的分析。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方法，能夠超越具體的專業的科學論證，讓更多的人，對於對轉基因問題以及類似的科學問題，獲得判斷的能力。 我的判斷基於兩點理由。一是歷史的，一是哲學的。我必須強調，在這兩方面，我是專業人士。 歷史可以提供一種方法，讓不懂科學的普通人做出自主的判斷。比如說中西醫問題，從歷史依據的角度看，兩千多年的中醫就有了巨大的合理性；而立基於解剖學、生理學等准數理科學的西醫，只有一百年的歷史依據。再比如垃圾問題，一旦採用歷史依據，就會有簡明直接而與庸常之見相反的結論：當下的技術水準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而垃圾問題比二十年前嚴重得多；同樣，二十年後的技術水準也會比今天高出很多，我怎麼能夠相信，二十年後的垃圾問題會比今天弱呢？所以，垃圾問題不可能單純地通過技術進步得到解決！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印度從洛克菲勒基金會設在墨西哥和菲律賓的研究機構引進了美國農學家培育出來的“高產”小麥和水稻，以及與之配套的化肥、農藥、機械化灌溉等新的農業形態，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不僅迅速實現了糧食自足，甚至成為糧食出口國。這就是所謂的“綠色革命”。 綠色革命同時也在東南亞、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發生。初看起來，增產的糧食完全是憑空而來的，是技術進步的賜予。科學家獲得了普遍的讚譽，在墨西哥培育了高產小麥的美國植物學家諾曼·布勞格(Norman Borlaug, 1914-2008)還獲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工業化農業被賦予了先進、現代化等意識形態話語，在全世界迅速蔓延。 然而，三十年後，嚴重的後果出現了。土地板結，河流污染，地下水水位下降，農作物物種日趨單一，農田周邊的生物多樣性退化，傳統農作物與本地環境構成的生態系統(昆蟲、鳥、蚯蚓以及微生物等)遭到致命的破壞。化肥和農藥的用量在增長，產量卻在下降。 印度學者范達娜·席瓦指出，所謂的增產是從別處偷來的。“一旦考慮到耕種作物的總產量，產量的增加就不復存在。小麥或玉米的收成增加其實就是借助竊奪農畜和土壤生物的食物得來的。由於農畜和蚯蚓是糧食生產的搭檔，竊奪了它們的糧食，就不可能長期維持糧食的產量，也就意味著暫時的收成增加並非是可持續的。”(席瓦，《失竊的收成：跨國公司的全球農業掠奪》，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十二頁) 中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大規模引進工業化農業。雖然晚了十幾年，也已經表現出同樣的後果。 在中國傳統農學中，農田與周邊環境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工業化農業則割裂了農作物與周邊環境的關聯，使之成為本地生態的異類。農作物所依靠的化肥、農藥，以及灌溉抽取的地下水，都來自本地生態之外。糧食，作為工業化農業的產品，也註定和其他工業產品一樣，會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破壞生態。 三百年來的工業文明造成了人與自然關係的嚴重對立，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已經威脅到了人類的生存。轉基因作物是工業化農業的延續和發展，是工業化農業的更精緻的形態。按照歷史的邏輯，更高的技術要求更精緻的人工系統，則必然會造成與本地生態更嚴重的對立。這樣，基於工業文明的歷史，基於工業化農業的歷史，我已經能夠對轉基因作物可能導致的生態問題加以判斷。 “綠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布勞格先生不願承認綠色革命是一場失敗，然而，他又認為，人類需要更多的糧食，所以要發動第二次綠色革命──全面推廣轉基因種子！事情的詭異之處就在這裏。科學家常常許諾，他們將會發明某種技術來解決我們當下面臨的某個問題，然而，我們當下的這個問題，恰恰是他們以前發明的、為了解決前一個問題的技術所導致的。基於歷史，我怎麼能夠信任，這個新技術不會產生更嚴重的問題？新技術的支持者常常說，不能因噎廢食，即使出了問題，還會有更高的技術來解決。於是，人工的技術系統就像疊羅漢一樣，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危險。這正是貝克所說的“風險社會”。技術綁架了社會！ 工業化農業必然導致嚴重的後果，從我的專業──科學哲學的視角，也可以做出解釋。這裏從兩個角度入手：一個是還原論，一個是大自然的實驗室化。 我們現在對於自然的基本理解來自於機械論、還原論、決定論的牛頓範式的經典物理學。在這種觀念下，自然如同一架精緻的鐘錶，是一堆物質的集合，而不是生命(機械論)；這個鐘錶可以拆卸，可以重新組裝，可以替換其中的某個零件而對整體不產生影響(還原論)；進而人們相信，只要掌握了每一個齒輪的大小，掌握了齒輪之間的鏈結關係，就可以徹底把握鐘錶的運行(決定論)。所以人們相信，科學能夠對物質世界進行越來越精確的計算和預言。 然而，自然並非是可以任人拆分的機器，事物之間有著複雜的相互關聯。數理科學必然對自然要進行高度的簡化：要忽略空氣阻力、忽略摩擦力、忽略滑輪的品質才能得到簡明可解的方程。經典物理相信，小量只能產生小的結果，所以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興起的混沌理論指出，小的原因在經過長期累積也會產生巨大的後果，這就是“蝴蝶效應”，其形象表述是：一個蝴蝶在天安門廣場煽動翅膀，會導致紐約下個月發生一場大風暴。對於自然系統的長期預測是不可能的。科學自身對還原論的經典科學範式進行了否定。關於混沌理論，科幻現實主義大師邁克爾·克萊頓在其小說《侏羅紀公園》中有精彩的闡釋，在斯皮爾伯格改編的同名電影中，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現。 轉基因技術也是這種還原論科學的產物。按照基因理論，生物的一切遺傳特徵都被染色體上的基因忠實地記錄著。基因專家把染色體上分成一個個片斷，把這些片斷命名為基因，並相信，他們能夠知道每一個基因所執行的功能，並且，只具有這個功能。如同汽車，每個零件有其特定的功能，且只有這個功能。所謂轉基因就是把生物乙的染色體片斷(基因)切下來，插入到生物甲的染色體之中，使得生物甲具有生物乙的那種基因的功能。比如這次被農業部批准的轉基因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就是把“蘇雲金芽孢桿菌”(Bt為其英文Bacillust huringiensis的縮寫)中的一段基因(Bt融合型殺蟲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之中。因為Bt菌中含有一種Bt蛋白，鱗翅目昆蟲(水稻的天敵螟蟲屬於此類)一旦吃到，就會死掉。轉了Bt基因的水稻也能夠產生Bt蛋白，就能夠防治螟蟲。相當於水稻自己能夠分泌農藥，從而減少了農藥用量。 接受了還原論自然觀的人們會相信，這無非是讓水稻增加了一種功能，不會引起其他變化。就像汽車裏裝上了空調，只是使汽車多了一項致冷的功能，不會影響其他功能。但是生命並不是機器。中國人相信相生相剋，不同器官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即使汽車，在引入空調之後，也會發生整體上的改變，比如汽車的自重、用電功率會有變化；原來驅動車輪的力量有一部分用在空調上，會使車速控制有所變化；還要重新設計車體，留出空調的位置。而越是精密設計的裝置，越不容易引入新的部件。生物體是大自然在數百萬年的時間裏演化而成的，比人類設計的任何機器要精巧得多。人類試圖對生物進行改造，註定的短視的。轉基因生物跨越了物種之間的生殖間隔，是大自然自身無法產生的。這種陌生的生物會對人體、對生態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完全是其設計者所不能掌控，無法想像的。 人類與其食物是相互適應，共同演化的。人類與水稻、麥子、玉米，都經過了漫長的適應過程，相互選擇，相互改造。人是環境的一部分，所以傳統社會，一個人到達異鄉，會感到水土不服──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食物都會不適，更何況是前所未有的人造生物！ 人對未知的事物感到恐慌，這不是由於無知，而是動物的自我保護本能──連動物不會輕易接受一種新的食物。而農民早就意識到，化肥、農藥種出來的糧食，不如傳統糧食好吃。 今年三月，我遇到一位美國教授，他說，作為一個受過化學教育的人，他不認為轉基因糧食與普通糧食有什麼區別。這就是轉基因支持者所主張的“實質等同原則”。這種原則只有在還原論的營養學下才能成立。現代營養學把食物還原為營養素，不同的食物無非是各種營養素含量不同，從而抹去了食物之間的質的差異。傳統食物和加工食品之間、轉基因作物和普通糧食之間，自然也沒有質的差異。然而，所謂等同，必然要忽略一些小量才能達到。但就是這些小量，導致了彼此間的重大差異。同是水稻，不同品種的味道有天壤之別，雖然它們“實質等同”。當時我反駁說：“從化學的意義上，人和猴子也是實質等同的，但是有些植物猴子能吃，人不能吃。”今年四月，以色列學者阿伽西(Joseph Agassi，1927-)來訪，我轉述了這段對話，他的回答更加有力：“在化學家看來，死人和活人也是實質等同的！” 只有把人視為機器，把食物視為營養素的集合，才會接受實質等同原則。 因而，質疑轉基因食品是人的自我保護本能，也是人的權利。 轉基因的生態風險也可以得到類似的說明。尼爾·波茲曼在《技術壟斷》(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Vintage Books, 1993. 中譯本有何道寬翻譯之《技術壟斷》，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中論述到，一個新技術出現後，不是原來的世界加上新技術，而是整個世界圍繞新技術重新建構。汽車並不是跑在原來的馬車的世界裏。汽車最大的附屬設施，是公路。隨著公路在大地上延伸，整個社會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是汽車的發明人完全想像不到的。轉基因稻，不可能只是多了一項功能的普通水稻。 關於轉基因的生態風險，最常提到的是基因漂移，被轉的基因漂移到周邊的野生植物中，從而引起大自然整個生態鏈條的嬗變。事實上，轉基因作物種植多年，很多當初設計者信誓旦旦不可能的事件，已經發生了。比如，在美國田納西州，已經有雜草俘獲了轉基因作物中的抗農藥基因，變成了抗農藥的“超級雜草”。 轉基因作物所許諾的諸多好處，也是不能持久的。比如，中國自一九九七年起大面積種植抗棉鈴蟲的Bt轉基因棉，起初效果很好，但是幾年後，原來的次要害蟲盲蝽迅速繁殖。二〇一〇年五月十四日，美國著名的《科學》雜誌網路版上發佈了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吳孔明研究員的一項工作，十多年的觀察表明，盲蝽數目已經增長了十二倍，殺蟲劑用量達到一九九七年前的三分之二。這意味著，中國Bt棉的引進是失敗的。 “大自然的實驗室化”也是一個相對容易理解的概念。 科學知識通常被認為是普適的，但是約瑟夫·勞斯(Joseph Rouse)認為，不存在普適性的知識，科學也是一種地方性知識，它最有效的地方是實驗室(參見勞斯，《知識與權利：走向科學的政治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實驗室是充分人工化的自然。在自然條件下，我們不可能看到一個鐵球和一片羽毛同步下落。但是在實驗室抽真空的玻璃罩裏可以看到。不但在倫敦能看到，在北京也能。我們通常認為，這說明了科學知識的普遍性。而在勞斯看來，這是因為，北京的實驗室就是仿造倫敦的實驗室造的。科學的普遍性是一種信念，這種信念會被實驗室所加強。而在大自然中，更多的則是“橘逾淮則枳”的地方性。為了消滅地方性，實現還原論科學及技術的普遍性，工業文明的實際操作是，把大自然實驗室化。 劉翔只有標準的塑膠跑道上才是世界冠軍。到了我老家的山裏，他未必跑得過村裏的普通小夥子。劉翔的全部訓練，乃至於他肌肉的生長，都是基於塑膠跑道上的奔跑。為了讓劉翔在我老家跑得過我的鄉親，必須在我家鄉修一個塑膠跑道。為此，先要平整出一塊地──一動手就會破壞生態；事後，還要付出人力物力加以維護──盡可能地把跑道與當地的生態隔離起來，比如不許鳥兒在上面拉屎。與此同時，還要對我的鄉親洗腦，讓他們相信，塑膠跑道是文明的、先進的，在山林裏跑是野蠻的、落後的，不能與國際接軌的，只有這樣，他們才會走上塑膠跑道，心甘情願地輸給劉翔！ 工業化農業就是一個這樣的過程。綠色革命的所謂“高產”種子之所以能夠高產，並不是因為它們比本地種子更適合本地的環境，而是與之配套的化肥、農藥和灌溉，專門製造了適合它們的人工環境──相當於為劉翔專修的塑膠跑道！本地的種子，只適應本地的雨雪風霜、四季輪回，根本無福消受化肥和農藥──就像我的鄉親們，在塑膠跑道上毫無用武之地。 轉基因作物的所謂高產、防蟲、抗旱等功能的實現，也是如此。 把大自然實驗室化，必然要干預自然的生態過程；所以工業文明之導致生態危機，是必然的。歷史地看，基於還原論科學的現代技術大多具有這兩個特點：一，局部有效，整體出問題；二，短期有效，長期出問題。前者如曾經作為高效製冷劑的氟利昂之導致臭氧層空洞，後者如化肥、農藥之導致環境污染、土地板結。工業文明所導致的生態危機，在其內部是難以解決的，人類必須走向生態文明。作為工業化農業的高級形態，轉基因作物與生態文明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馳的。 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對工業文明進行批判和反省，需要從傳統中汲取滋養。 中國傳統農學一直獨步世界，早在工業文明起步之前，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理論與技術。南京農業大學嚴火其教授對哈尼族梯田稻作的農史研究表明，傳統農業是比工業化農業綜合效益更高的生產方式。 嚴火其教授發現，哈尼族擁有一整套與環境相互協調、高度系統化、可持續的稻作方式。哈尼族在稻田裏養魚、養鴨，魚和鴨具有經濟效益，還帶來上好的肥料，不用農藥、不用化肥，節約了大量成本和勞力，也不會污染環境。傳統稻品種繁多，農民自己育種、留種，並有換種習俗保證其種子的多樣性和品質。傳統稻好吃，工業稻不好吃。傳統稻是高杆，稻杆是哈尼族苫房子的原料。雖然產量不如“高產”稻，但綜合效益高出很多。哈尼族的水稻是其自然環境的一部分，也是其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蔣高明基於生態學的農業實踐也有類似的結論。蔣高明在其山東平邑的家鄉有一個大型生態農業基地。他說：由於不施化肥、不打農藥，田裏生態完整，鳥類、昆蟲、蚯蚓，應有盡有。有害蟲，但是數量不大，被鳥和青蛙吃掉一部分，剩下的用誘蟲燈，抓來蟲子喂雞，這樣一來，害蟲無害，多多益善。綜合效益要高於工業化農業。 有機、生態的傳統農業體系被工業化農業所取代，一向被描述為一種進步。傳統的耕作方式、傳統的農學學理被貼上愚昧落後的標籤，而農藥、化肥則象徵科學與文明──修建塑膠跑道的文化障礙就解除了。然而，從資本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呈現出另一種景象。 傳統農民自給自足，靠天吃飯──所靠者唯天而已，對人無所求。這使得資本無處下口。工業化農業則打散了農民的知識體系，割裂了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聯。化肥、農藥、乃至種子，農民都要從外面購買，資本便可長驅直入。農民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工業化農業流水線上的工人──費力最多，所得最少。印度的情況也是這樣。就如席瓦所說： 當一個個小型農場和小農民被推向滅亡，當單一耕種模式替代了多樣性的耕種系統，當農耕產業的目標由提供多種富有滋養力的糧食轉變成替轉基因工程糧種、除草劑和殺蟲劑創造市場機會，搶奪收成的現象正隨處可見。隨著農民由農業產品的生產者轉變為大企業專利農產品的消費者，隨著地方市場不斷被破壞而全球市場持續擴展,“自由貿易”的神話和全球經濟已經變成了富人竊奪窮人的取食權乃至生存權的一種手段。(《失竊的收成：跨國公司的全球農業掠奪》，第5頁) 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及其技術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在我們的缺省配置裏，科學擁有完美的形象。科學是求真的，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云云。然而，工業革命以後，古希臘仰望星空的哲人科學家逐漸被邊緣化，能夠呼風喚雨、提高生產力的魔法師科學家成為主角。科學從神學的婢女，墮落成了資本的幫兇。那些能夠使資本增殖的科學和技術更容易被發明出來，也更容易得到應用。(詳見拙文：《科學的技術到底滿足了誰的需求？》，《博覽群書》，二〇〇八年第七期)張華夏教授認為，這個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這讓我頗感安慰與安全。席瓦的著作也證明了，農業科學家締造的工業化農業的最大受益者是跨國公司。 由於科學的意識形態地位，科學家也有著崇高的形象，近些年又有了院士崇拜，媒體希望院士對一切社會問題進行判斷。然而，我的同行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早就說過：一來，專家的知識面非常狹隘；二來，專家常常有利益牽涉於其中。哈佛科學史教授斯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在其新作《科學的生活，一個現代後職業的道德史》(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中論證，科學已經由神聖的使命變成了一項職業，科學家的道德並不高於常人，科學家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其知識欺騙公眾。但是，由於科學具有更強大的力量，同樣的道德缺陷，後果更加嚴重。劉華傑教授問：到底是偽科學的危害大，還是真科學的危害大？臭氧層的空洞、南極的DDT，沒有真科學是作不到的。所以，今天，我要提出這樣的口號：要警惕科學，要警惕科學家！ 這話聽起來有點兒聳人聽聞。然而，前鑒不遠。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醫生的白衣天使形象、老師的燭光形象，都被消解殆盡。科學家能保證自己不會是下一個嗎？ 實際上，近十年來，科學的意識形態地位已經大不如前。十年前，人們開始承認科學技術有“負面效應”，“雙刃劍”的說法逐漸被接受，科學技術完美無缺註定為人類造福的幻影破滅了。此後，科學家造假、抄襲之類的事件不絕如縷，光環日漸暗淡。教課書上伽利略、布魯諾等不畏強權、不求私利、堅持真理、探索自然奧秘的神聖形象，與現實生活完全對不上號；錢學森、竺可楨等不計個人金錢名譽，一心科學報國的愛國科學家形象，在現實中也寥寥無幾。相反，科學家為了申請課題、申報院士而行賄作偽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乃至於媒體上竟有這樣的標題：《58名工程院新院士名單公佈，剽竊論文者無一當選》(《北京娛樂信報》，2004年1月6日)。科學共同體的道德底線，已經低得令人齒冷心寒！在二〇〇八年的牛奶三聚氰胺事件中，相關領域的科學家都自動隱形，仿佛與己無關。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海歸科學家明知瘦肉精已在歐美遭禁，卻依然以此來獲取國家課題；他們在實驗中同樣發現了瘦肉精導致的家畜病變，在課題報告中也矢口不提，反而把瘦肉精作為先進技術在中國推廣。(蘇嶺、溫海玲，《“瘦肉精”背後的科研江湖》，《南方週末》，2009年4月8日)科學家曾因“科學的正面效應”獲得過巨大的榮譽和社會地位，但是在土地板結、河流污染、食物中毒之類“科學的負面效應”出現之後，有哪位科學家、有哪個科研機構站出來承擔責任，向公眾道歉！他們反而會說，這不是科學的錯，是科學的不正當應用造成的──好的歸科學，壞的歸不正當應用，只享受榮譽，不承擔責任！這樣的科學共同體，如何值得信賴？ 在轉基因問題上，我們可以相信相關科學家的道德嗎？我們必須清楚，科學共同體也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環保部的薛達元研究員提出質疑：在目前農業部58人組成的負責發放轉基因安全證書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中，三分之二是轉基因科學家，其中很多人或者正在申請專利或者是申請通過者，而環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員只有幾個人，這樣的評估能否公正公平？ 據報導，國家在轉基因育種上將投入三百個億！在這個巨大的利益面前，有哪位相關的專業人士，願意自砸飯碗，砸別人的飯碗，主張轉基因弊大於利？ 轉基因好不好，不需要轉了才知道。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歷史的、哲學的以及倫理的方式，有所預見。科學技術的負面效應一旦被成為現實，就意味著，嚴重的後果已經發生了，並且不可逆。 自：田松的博客 原文發表於《讀書》2010年第7期，pp57-66，發表時題為《推廣轉基因技術首先不是科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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