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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借“建築再生”把根留住
建築再生並非一個專業領域的生僻術語，而是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緊密相連。 同時期建築交相輝映延續城市文脈 建築是城市文明的物質載體，從舊建築身上，人們能清晰地看到城市發展的脈絡。如何對待舊建築，也反映出一個城市的主流理念乃至文明程度。與當下中國盛行的“拆舊建新”相比，歐美等發達國家更喜歡搞“建築再生”。那麼，究竟什麼是“建築再生”？它有何利弊？對當下中國的城市改造有何啟發？ 資源再利用 保留城市歷史文化 如今，一些國人去歐美旅遊，觀感大都是歐美很多城市“新樓很少”、“顯得破舊”，話裏少了些羡慕，多了些自豪。誠然，中國近年大建新的商業區、住宅社區，城市和從前相比，顯得光鮮漂亮。歐洲、北美經濟增速明顯低於中國，新建築的確不多。但是，歐美城市顯得相對老舊，也與不崇尚“拆舊建新”，喜歡搞“建築再生”有關。 在英文中，建築的“再生”可以用 reviving、revitalization、rehabilitation、regeneration 等詞。對於“建築再生”，並沒有很權威的定義。大致可以理解為，在保持原有建築基本架構的基礎上，通過改變局部結構和裝修，大幅度改變建築的使用功能。 事實上，建築再生並非一個專業領域的生僻術語，而是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緊密相連。例如，當年是燕京大學女生宿舍的靜園院落，如今已成為北京大學歷史、中文等系的辦公樓，這也是一種建築再生。 建築再生具有資源再利用、減少耗材、保留城市歷史文化等優點。2010年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在“最佳城市實踐”展區，就曾展示了布拉格等歐洲城市建築再生的成果。其實，建築再生源遠流長，土耳其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就是古代和中世紀建築再生的典範。 聖索菲亞大教堂位於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即“君士坦丁堡”)，始建於西元325年，是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大帝建造，後受損於戰亂。西元537年，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的查士丁尼皇帝，為標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將它進行重建，作為東正教的宮廷教堂，持續了9個世紀。 西元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攻克君士坦丁堡，他下令將教堂內所有壁畫用灰漿遮蓋住，所有基督教雕像也被搬出，並將大教堂改為清真寺，還在周圍修建了4個高大的尖塔，這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聖索非亞大教堂的面貌。1932年，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它又改成博物館，長期被掩蓋住的拜占庭馬賽克鑲嵌藝術瑰寶，得以重見天日。 著名的美國紐約華爾街(Wall Street)，直譯是“城牆街”之意，它得名于荷蘭人1652年在當地(當時叫“新阿姆斯特丹”)建立的要塞工程。那座牆是荷蘭式的土牆，市中心還有一座堡壘專門保護，主要目的是防範印第安原住民和英國移民的襲擊。但這些軍事建築很快成為商業貿易的據點，並在18世紀末成為北美洲最早的股票交易場所。 歐美過半建築工程是再生的 20世紀，歐美的建築再生曾走過一段彎路。20世紀中期，德國建築理論家吉迪翁曾宣稱“無序的混雜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拆除舊城區，“掃除過去”，在廢墟上根據新藍圖重建，也一度成為一些西方城市的主流。然而，人們逐漸發現，在羅馬、巴賽隆納等歐洲名城，多個世紀的建築相映成趣，新老街區鱗次櫛比，正是“混雜”和“無序”讓它們充滿活力。談到巴黎,人們很容易想到盧浮宮、凱旋門、埃菲爾鐵塔、蓬皮杜文化中心等不同時代的建築物。義大利名城威尼斯也是如此。即使是常被歐洲人嘲笑為“沒有歷史”的紐約市，也有大量18世紀末和19世紀的建築沿用至今。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建築再生已成為歐洲建築業的時尚。2008年3月28日，在歐盟委員會的支持下,英國劍橋大學舉辦了主題為“再生建築與可持續發展”的研討會，來自英國、法國、義大利、希臘等歐洲國家的學者，將建築再生改造與低碳相聯繫，交流了各自城市的經驗。 到21世紀初，歐美主要國家城市建築工程的一半以上，都與建築再生有關，而不是新建建築。 歐美再生建築有五大類型 概括起來，歐美的建築再生，大體可分為五大類型。 一是隨著戰爭結束和國際形勢的緩和，原來的軍事建築改造成民用建築。歐洲有很多城市的名稱以“堡”結尾，如英國的愛丁堡、法國的斯特拉斯堡、德國的漢堡、瑞典的哥德堡、赫爾辛堡等。從這些地名，我們可窺見軍事建築轉為民用的痕跡。另外，由於軍事技術的進步，英國的哈德良長城、法國的馬奇諾防線等已喪失軍事功能，這類建築也大多改為旅遊地。 二是隨著市區的擴大，原來在市郊的工業區及高污染工業遷出市中心，留下來的廠房再生利用。二戰後，歐美城市的發展趨勢是，城市產業由工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大部分城市並未將工業區廠房一拆了之，予以拆毀或定向爆破，而是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造利用。 三是隨著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將比較簡陋的、人均居住面積較小的居民樓，改造成比較舒適的、人均居住面積較大的居民樓，類似中國高校的“筒子樓改造工程”。 四是因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變革而發生的建築再生，主要出現在蘇聯和東歐地區。十月革命勝利後，曾有人主張將沙皇的宮殿作為專制帝國和資產階級建築拆毀，但被列寧等革命領導人拒絕。後來，革命者在克里姆林宮的尖頂上加上紅星，每天夜裏持續閃耀，把宮殿改建為蘇共中央的辦公地點。蘇聯解體後，克里姆林宮又被改為歷史文化遺產博物館。在經歷了社會主義時期的東歐地區，各國首都均有風格硬朗、造型渾厚的現實主義風格的公共建築。東歐劇變後，它們大多拆除了意識形態符號，改變了用途。其中，前東柏林市區的院落街坊式建築最為典型。20世紀初，這些建築多是貴族的宅院，東德建立後，這些院落成為住宅、辦公和小型工廠結合的微型單位。1990年兩德統一後，除了部分住房和辦公區域得以保留，其他小型建築的底層多變為咖啡、畫廊、小型商店等。筆者在柏林遊學時，就曾見過一些這樣的底商宅院。 五是在遭受戰爭嚴重破壞之後，為了延續歷史文化傳統，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盡力恢復城市部分區域的原貌，也可能保留一些戰爭遺跡，以供後人反思和憑弔。較典型的是，二戰中幾乎夷為平地的波蘭華沙市中心區和德國科隆市中心區。 此外，還有很多將歷史價值較高的工業建築、政府建築、名人住宅改造成博物館的例子。 原工業建築再生的四種命運 在歐美建築再生的實踐中，規模最大的當屬原工業建築的再生。對待原工業建築，完全將其作為文物進行保護，顯然是不現實的。相反，進行適當的改造，使其具備新的功能，並加以利用，這才能使其生命力更加長久。 工業建築再生的命運主要有四種。 一是成為文化類建築，如博物館、展覽館、藝術中心、學校、畫廊、藝術工作坊等。在法國巴黎、德國柏林、英國倫敦、美國紐約，每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都有藝術家的聚集地，而“Loft”則成為這些聚集地的典型風格。北京的“798”藝術區，上海的蘇州河岸邊倉庫，就屬於這一類型。 二是變身商業類建築，如商場、電影院、綜合型功能建築。例如，加拿大多倫多女王港商業建築就是由倉庫改建的。 三是轉為辦公類建築。一些原本是藍領工人工作的宏大廠房，被改造為白領雲集的寫字樓。其中最著名的是1988年雀巢公司對法國巴黎郊區麥涅巧克力工廠的改造。為了保留這一19世紀工業遺產的神韻，該改造工程耗資80億法郎，有60多家工程公司參與，最終既讓這座工業聖殿的輝煌再現，又為雀巢公司的1700名員工提供了辦公空間。 四是用作居住類建築。一開始，工業建築改造成的城市閣樓只是窮人階層無奈的選擇，如今卻成了中產階級時髦的生活方式，並且風行全球，很多廠房被改造成公寓式樓房，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格雷夫住宅，就是由傢俱倉庫改建而成。 維也納煤氣儲罐變成公寓 《世界建築》雜誌2002年第12期，刊登了清華大學建築學院鄧雪嫻教授的《變廢為寶──舊建築的開發利用》一文。該文介紹了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郊區煤氣儲罐的再生過程。 從維也納市區到機場的途中，遠遠就能看到4個巨型磚砌外牆的煤氣儲罐，每個直徑60米，覆蓋著金屬結構的圓頂。這些儲罐建於19世紀末奧匈帝國時期，本是用來儲存供維也納市區使用的煤氣。這4個巨罐，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目睹了奧匈帝國、奧地利第一共和國、納粹德國、蘇美英法四國分區佔領、奧地利第二共和國五個“朝代”。1985年後，維也納市區全面改用液化石油氣，這些巨大的煤氣儲罐也退出了歷史舞臺。隨著城市的擴展，原來的郊區變成新城區，這4個煤氣儲罐被改建為大型多功能綜合體，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地標性建築。4個儲罐的改造工程設計，分別由奧地利和法國的著名設計師和設計工作室負責，改建後的4個儲罐的上部，成為600多套公寓，底座幾層為商業、娛樂區域和辦公用房，一條購物街將4個罐連接起來，地下為多層車庫和商業庫房等，其中一個罐子的底座建為可供3000人活動的多功能廳。最終，改建後的4個罐子，僅僅地上部分的建築面積就達94萬平方米。 德國科隆市的建築則再生為文物。科隆位於萊茵河畔，是德國西部的經濟中心。二戰後期，科隆作為德國齊格菲防線背後的重要戰略支點，遭到美英空軍的狂轟濫炸，幾乎被夷為平地。同濟大學辦的《時代建築》雜誌2001年第4期，刊登了該校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露易教授《歷史建築的再生》一文。該文介紹，建築設計師在修復位於科隆市中心的空襲中倖存的中世紀大廳時，在一側新建了接待廳，被炸彈衝擊波震碎的彩色玻璃窗的碎片，被嵌入了新大廳的玻璃窗上，這個大廳又與一旁的聖·阿爾班小教堂相連。小教堂部分保留了戰後的廢墟狀態，以保持人們對戰爭的記憶。 瑞士蘇黎世傳統工業區形成於18世紀末，其改造方案於2001年由政府規劃管理部門出臺。該工業區中的一個造船廠，現已改造成一個劇場、一個電影放映場、一個具有另類氣氛的酒吧,空曠的大廳則用來展覽前衛藝術。但是，它的結構和外牆裝飾風格基本不變，只是增加了一些公共建築的配套設施(廁所、坡道、疏散樓梯等)。工業區內的一個鍋爐房，由於內部空間高大,則通過鋼結構加層並劃分空間,改造成一所風格獨特的建築學校。 建築再生與人的再生 歐美的建築再生，並非只為漂泊的藝術家提供工作室，為中產者提供時尚的住所，或為大企業提供辦公樓。社會底層同樣是建築再生的受益者。美國大城市有不少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福利旅館”(welfare hotel)，入住需要嚴格的申請和審批手續，類似中國的“廉租房”。這些福利旅館的改造，同樣屬於建築再生。 《紐約時報》2000年3月曾刊發一組題為《在建築再生的同時重造生命》的報導，介紹了紐約市曼哈頓區一處福利旅館的命運。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東28街14號的喬治王子旅館非常糟糕，被人稱為“地獄在曼哈頓島的大使館”。這座14層的大樓是紐約市最大的福利旅館，約500個買不起房子的家庭擠在這裏，人數約有1600。這裏治安混亂，孩子們在大廳裏遊蕩，妓女在這裏接客，非法搭建的爐子熏黑了屋頂，有些孩子被打死。 1990年，該福利旅館被關閉，所有房客被遷出。4年後，一個嬌小的女人路過東28街，她的目光瞄向了破破爛爛的視窗。她名叫羅贊·哈格蒂，她回憶道：“我想，這是一片殘骸，但這就是我要的那種建築。喬治王子旅館代表了紐約市對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的失敗。”她認為，再生後的喬治王子旅館，能夠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典範。哈格蒂女士領導非營利性組織“共同點社區”(Common Ground Community)，開始著手改造，並得到來自紐約市、紐約州、美國聯邦政府和私人的3900萬美元的支持。 2000年3月底，喬治王子旅館重新開門營業。再生後的旅館有著文藝復興風格的立柱，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時期風格的橡木地板。約1700名低收入者申請旅館內的416套公寓。他們接受聯邦房租補貼，用自己30%的收入支付房租。建築被裝飾成金光閃閃的大樓，為416名低薪工人、無家可歸者、愛滋病毒攜帶者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單間住宿。較高樓層的大廳被塗上了令人愉快的黃油色。喬治王子旅館還提供現場的職業培訓，旅館隔壁的一家巴西牛排餐廳為房客提供工作崗位。裝飾一新的旅館擁有電腦房、藝術工作室、社工辦公室、休息廳和裝飾華麗的茶室，還計畫建立診所。 “共同點社區”在其官網上稱，該組織的理念是“通過創新計畫改造人、建築和社會，解決無房問題”。哈格蒂女士說：“我們自問，房客們並不僅僅需要一個房間，還需要一種生活。”紐約市的其他一些福利旅館，如“時代廣場旅館”等，後來也得到改造。今年1月31日，超過2800名志願者在紐約市進行一年一度的無家可歸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市共有2648人沒有任何居所，比2010年下降了15%，比2005年下降了40%。 校園建築借再生延續文脈 當下中國，各大城市往往統一規劃“大學城”，許多大學熱衷於跑馬圈地，打造新校區。相比而言，歐美高校往往更注重原有校園建築再生，以此培育大學的歷史氣息，延續大學的文脈。 據美國佐治亞大學校報《紅與黑》2010年8月17日介紹，在耗資400萬美元進行改造後，該大學北校區的面貌煥然一新。 校園建築師發掘到一些可追溯到19世紀20年代的古建築遺跡，以及19世紀校園生活的日常用品，如籃球票、錢夾、墨水瓶等。有證據顯示，其中的一間地下室燒毀於1830年的一場火災。在挖掘過程中，人們甚至找到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印第安土著居民使用的陶器，這更增添了大學的歷史感，這些文物還向全校師生展出。 在校園改造竣工典禮上，該大學校長麥克·亞當斯說：“這或許是我能感受到的自己離歷史最近的時刻。一想到這裏就是美國的年輕人最早接受公立大學教育的地方，我內心就感受到強烈的震動。” 該校歷史學名譽教授納什·伯尼說：“這些遺址能讓你想起這個地方最初的生活方式。”當時的大學包括宿舍、圖書館、書店、教育學院和醫學院等。伯尼說，復原出的建築要比原來真實的建築好，最初這些建築只是堆在一起而已。 一味拆舊建新太浪費 客觀地說，建築再生並非有百利而無一害，對原有建築隨意改變用途，在內部私搭亂建的現象，在歐美發達國家同樣存在。 不能不提的一點是，歐美國家的建築再生，一般由政府統一規劃批准，由具有資質的設計和工程公司實施。畢竟，工作建築、公共建築和居民建築的功能差異巨大，特別是設計目的不同，對消防、水電、供暖、逃生通道的要求也不同。隨心所欲地拿舊建築搞“再生”，自然會埋下安全隱患。另外，舊建築經歷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風雨，難免存在管線老化、設計思想落後等問題，也並非都適合“再生”。當一些廢棄的工業建築，被“再生”成違章建築，歐美的“城管”處理起來也不客氣。 30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各城市紛紛進行大規模舊城改造， “China”也被戲稱為“拆呐”，隨之而來的野蠻拆遷等問題，也成為社會矛盾的主要爆發點之一。此外，拆舊建新也造成了資源和能源的巨大浪費。2007年8月22日，時任國家環保總局污染控制司司長的樊元生曾公開表示，我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僅占世界的5.5%，卻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30%的鋼鐵。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長周大地也曾說過，這種反復拆舊建新、過度追求建築面積的政績工程，消耗和浪費了大量能源。 倘若因地制宜讓建築再生，那麼中國既可以減少浪費，又能保住寶貴的傳統文化。中國擁有豐富的建築遺產：古代建築文化歷史悠久，各時代、各區域、各民族、各宗教的古建築風格各具特色而又有機聯繫；近代又遺留了相當數量的歐美各國及日本特色的建築；新中國前30年還留下了大量帶有蘇聯風格的工業和公共建築。當然，這些建築有的帶有屈辱印記，曾是外來壓迫的象徵，但它們都是今人歷史文化和物質空間的雙重財富。 希望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在再生的歷史建築中，延續新鮮時尚的生活。 除了文中提及的文獻，本文在寫作過程中，還引用了馬慶峰、陳剛的《論老建築再生與城市空間品質的塑造》、周常的《Loft改造──一種多贏的歷史產業建築再生手段》等文，並參考了《新週刊》、美國“共同點社區”的官網、維琪百科英文網站的相關詞條，在此一併致謝！ 環境百科 “再生建築學”的源起 “再生建築學”(renewal architecture)起源於19世紀中葉的歐洲，當時以工業革命成果為代表的現代生活方式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傳統以居住為主的封閉社區和街區，開始讓位於以交流—娛樂—購物等現代商業的空間需求，於是從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摩納哥等港口城市為先端，在全歐洲乃至大洋對岸的美國，展開了大量的建築再生運動。到一戰爆發時，許多中世紀的成熟城市，已經改造完成與現代生活方式的初步對接。同時，經過理論與實踐的積累，再生建築學也逐步形成一門獨立而完整的技術科學。 二戰結束後，面對滿目瘡痍、遍體鱗傷的大中小城市，歐洲各國建設規劃當局再一次祭起再生建築學的大旗，通過再現重建、改造修繕、增建擴建、功能代換等諸多方式，終於在不長的時間內使大多數遭受嚴重毀壞的城市獲得再生。 到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人士，會對那裏成百上千年的街道建築還在健康得體地使用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遍佈巴黎每個角落的小型家庭旅館，大多是由一二棟多層私用住宅改建而成的；還有大量的街鋪，早先也都是單純的住宅而已，經過精心改造裝修之後，仿佛是針對每家不同商鋪量身定做過的一般，其格調氣氛變得鮮明而妥帖……這一切成功背後，無不蘊藏著再生建築學的技術力量。(鄭國慶) Loft風格 “Loft”在牛津詞典上的解釋是“在屋頂之下、存放東西的閣樓”。時下流行話語裏的Loft，則是指那些“由舊工廠或舊倉庫改造而成的，少有內牆隔斷的高挑、開敞空間”，這個含義誕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曼哈頓。在那裏，一批貧窮但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把一些空間巨大、光線充足的廢舊廠房和倉庫以低廉的價格租下來，並以藝術家的品味，將其改造成富有藝術氣息的生活空間及工作場所，開創了“Loft風格”。 參見：全球再生建築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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