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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大忙人”
“我喜欢吃素食，倒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只是出于健康和生态方面的原因，我才喜欢的。上个月我在纽约给一些非政府组织作演讲时，我最后说，你们应该少吃肉，那么你们会更健康，对地球也有好处。” 拉津德·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的办公室位于新德里一个树木繁茂的地区。当我到达时，这位主人也刚刚进入办公室，正与另一位访客交谈着。这种交替重叠是典型的帕乔里作风。目前，他同时扮演着两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日间工作”是智库能源与资源学会(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的总干事。 但是，让他成为全球关注焦点的，却是另一份工作：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IPCC)主席。这是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高端科研机构之一，刚刚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分享了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过去近2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一直在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变暖的科学依据。诺贝尔委员会称赞该机构创造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联系的深刻共识”。 他的访客离开后，帕乔里友善地跟我打招呼。他伸出了手，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得了重感冒。“我也是！”他惊呼道。这位67岁的老人身材高挑，面相年轻，胡须中有一缕明显的白须。他穿着一件满是皱纹的灰色斜纹呢夹克，一条黑裤子，戴着一条花领带。 没时间吃午餐 这两份工作让帕乔里非常繁忙，以至于他无法出去吃午餐。于是，我们走到他乱糟糟办公室的一角，在两张绿色海绵椅上坐了下来。自从去年10月份获得诺贝尔奖以来，事情多得“让人发疯”。他的声音低沉、沙哑，感冒症状明显。此前，他在瑞士、东京和华盛顿开了5天会，刚刚返回印度。 既然人们已经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那么，诺贝尔奖还重要吗？当然重要。“诺贝尔奖将气候变化问题带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通过颁发这个奖项，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气候变化问题是决定未来全球和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个面无表情的大胡子男人端上了我们的头盘，把一碟酸奶沙拉、一碟碎黄瓜和胡萝卜放在了一个小玻璃桌上，还有两碗蔬菜清汤。“吃吧，要不你的汤就凉了，”帕乔里建议道。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成立于1988年，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所有成员国开放。帕乔里2002年当选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主席，主持由10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会议。这个工作需要他同时扮演外交家、中间人、工头和发言人的角色。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并不提供明确的政策建议，但在11月份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旨在给决策者一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务实视角。这份长达23页的文件浓缩了该小组今年发布的其它3份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值得最高决策者一读──应当说是世界领导人。他们可以通读这篇报告，理解气候变化问题。我希望它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不可逆转的后果 在这篇报告中，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发出了一些最有力的宣言，表示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突发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它指出，如果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上升2°C，将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格陵兰岛冰原迅速融化，多达三分之一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 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主要报告大约每5至6年公布一次，并且需要所有参与国政府就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帕乔里表示，技巧就是要冷静、不慌张，因为赢得100个国家的一致同意“绝非易事”。 去年12月份，帕乔里参加了在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在这次会议上，大约180个国家开始就《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后续协议展开讨论。《京都议定书》是一项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议，将于2012年到期。“那些负责此次会议的人现在必须行动起来。目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非常关注，而且现在有采取行动的需要。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想我们会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此次专访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进行的──译者注) 助手撤掉了我们的汤碗和一口没动的沙拉。我们忙于谈话，所以没怎么吃。帕乔里承认他经常不吃午餐。“有时我根本就不吃。只来一小块曲奇，喝点咖啡什么的。” 我们的主餐上桌了，包括米饭、菠菜芝士(菠菜配以大块印度奶酪)、淡橙色辛辣拌菜、黄色木豆(小扁豆)和馕饼。 帕乔里看起来很放松。不过，他的两条长腿形成了锐角三角形，以便让放在一个膝盖上的一盘食物保持平衡。他非正式的风格延伸到自己在电邮中的署名，一个伯父似的绰号：“帕奇”(Patchy)。 我们吃东西时，谈话会暂停片刻。我环顾了一下这间办公室，看到一套俄罗斯娃娃，一排陶制荷兰小屋。办公室一边的长架子上摆满了板球比赛胜利品。帕乔里是个铁杆球迷，而且经常抽时间去打球。在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赢得诺贝尔奖的第二天上午8点(就在庆祝活动结束几小时后)，他还和能源与资源学会的同事照例打了一场板球比赛。 凌晨3点就上班 办公室里有个手推车，上面满是咖啡罐、茶叶罐，还有一个电水壶，他工作到很晚时会用到这些。帕乔里承认，经常要在凌晨3点来办公室。从他家转个弯就到这里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堆了很多事。白天我没任何时间做别的事。” 我吞下几口辛辣的蔬菜，挖了些小扁豆，就着馕饼一起吃。吃饭过程中，我抽空问了个问题：印度气候变化咨询委员会内部有什么进展？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召集了一些环境保护论者、科学家和决策者，组成了这个小组，帕乔里是其中一员。 与发达国家相比，印度的人均能耗和排放量都比较小，但它仍是全球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拥有11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幅逾9%，在2005至2030年间，预计印度的能耗量将翻倍，因此，该国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帕乔里承认：“还没有看到印度政府打算做什么。”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国家还不愿接受减排目标，担心这会影响经济发展，但帕乔里坚信，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他坚称，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已经存在。“有人认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成本，将破坏经济发展进程，而且将造成失业。我们不应纵容这种谬论。” 日本法国节约能耗的例子 他列举了日本和法国节约能耗的例子。30年前，日本开始采取措施，逐步从煤炭和石油转向天然气。该国拥有卓有效率的公共交通，而且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法国大约80%的发电量都依赖核能。 如果日本和法国是明星，那么哪些国家有欠缺呢？“我不需要点出任何国家，”帕乔里表示，“但在1年半前，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说法：美国有使用石油的嗜好。” 他认为，给碳排放定价，同时为人们改变行为方式提供经济激励，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可以让私营行业和消费者看到开发低碳选择的价值，并大规模使用它们。” 帕乔里不是研究大气的科学家，但自从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能源问题。帕乔里出生在印度北部北安查尔邦的奈尼塔尔，上世纪70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获得了工业工程和经济学博士学位。返回印度前，他在那里有过短暂的教学经历。 人们当时认为我疯了 “大约在1987年、1988年，我才真正进入气候变化领域。”1988年，他成为国际能源经济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nergy Economics)主席。这是能源专业人士组成的一个联合会。他回忆到，当年曾给这个协会作过一次演讲，说明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敦促同行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人们当时认为我疯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只关心提高能源供给的能源专业人士。对他们而言，气候变化是个外来词，他们认为在能源决策中不需要考虑它。” 我们吃完饭时，我说因为我不吃肉，所以我喜欢印度普遍流行的素食餐。我问帕乔里自己是否是个“素食主义者”(在印度他们称之为“veg”)。“我喜欢吃素食，倒不是因为我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只是出于健康和生态方面的原因，我才喜欢的。上个月我在纽约给一些非政府组织作演讲时，我最后说，你们应该少吃肉，那么你们会更健康，对地球也有好处。” 最后一道菜上桌了 最后一道菜上桌了。帕乔里父亲般地说：“来，吃点甜点。”那是玫瑰蜜炸奶球(gulab jamun)──奶制面团油炸后浸入甜浆中。 电话响起：帕乔里要开始他下一个会晤了。我问了一些简短的问题。作为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主席，他的任期将于2008年结束，之后会连任吗？“我还没决定是否继续连任。我将在年底做出决定(编者注:此文原文发表于2007年12月1日)。这确实很耗神。除非你准备好付出努力，否则接受这份责任就毫无意义。”他的职责决定了他要进行大量旅行，而且他总在工作。 帕乔里很快将承担更多的工作。他加入了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发起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并进入了论坛理事会。在这里，雄心勃勃的成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小额信贷先锋人物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以及安南本人。 对于自己在追逐国际职业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他是怎么看的呢？他有些胆怯地承认：“我已学会了承认我自己的罪过。” 他承认，他一直在尝试进行更多的视频采访。“但在有些活动中，你亲自出席似乎至关重要。”他还耐心列举了一些我们都能采取的措施：“在不需要时关灯，将空调和加热器温度调在合适水平上，能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在可能的情况下骑自行车，使用公共交通。” 帕乔里停了停，然后温和地说：“我得走了。”但他离开时，还是建议我留下来吃完甜点。我吃了几口，然后出了门。之后我埋怨了自己一下：我忘了关灯。
达拉津德·帕乔里办公室，新德里
转自《金融时报》 译者 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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