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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倾向于做个素食者”
他领导的IPCC和阿尔·戈尔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从不评选年度人物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为他颇例，把他评为2007年度新闻人物。为减少碳排放量，他只使用环保布袋，他坚持“少吃肉、多吃蔬菜，多骑自行车”。 他领导的IPCC和阿尔·戈尔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从不评选年度人物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为他颇例，把他评为2007年度新闻人物。为减少碳排放量，他只使用环保布袋，他坚持“少吃肉、多吃蔬菜，多骑自行车”。诗歌是他探究自己的另一种方式。他说，“为了实现未来十七年内全球碳排放总量减少20%的目标，全球都应该向‘低碳社会’转变。” 4月的海南博鳌亚洲论坛，面色黎黑、须发灰白的拉金德拉·帕乔里无疑是一位“明星”：这位与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共享2007诺贝尔和平奖的印度人，走到哪里都被众人“堵截”。对任何一个追上来的记者，帕乔里都会停下来讲述，“大家都有权知道一件事──留给我们全球的时间不多了。到2080年，如果全球气候变暖没有得到遏制，海平面继续上升，洪水可能造成东京和纽约700万人死亡。” 全球气候变暖，是戈尔传递给世界的一个警示。帕乔里领导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IPCC”），则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去年年底，正是在帕乔里的努力推动下，各国政府共同通过了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此前，IPCC的几次报告都引起了巨大反响：1990年的首次报告促使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的第二次报告推动世界主要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这一次的报告则让IPCC和戈尔一起摘取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气候变暖并非危言耸听，这份由全球几千名科学家参与的报告指出了真相，正是人类活动直接导致了气候变暖。”此时，帕乔里正站在海南的椰子树下，和众人聊全球气候变化。“如果全球气温较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再上升2℃，格陵兰岛（注：地球上仅次于南极洲的第二个‘寒极’）的冰盖将彻底融化，全球三分之一的动物会灭绝，水稻将大面积减产，水平面上升后亚洲一些大的三角洲，如上海、达卡、加尔各答等地区危险最大。” 获奖10天后，从不评选年度人物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把这位印度工程师、经济学家评为2007年度新闻人物。《自然》的评价是：“IPCC最新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大大激发了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作为这一机构的领导人，帕乔里功不可没。” 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气候变暖被视为一种有趣的假说。但到了90年代，这已变成确凿的事实。帕乔里正在领导IPCC不断向人类“求证”这一事实。“这并非易事。”他摇摇头说。 长沙远大空调公司董事长张跃，是帕乔里在博鳌论坛上纵论全球气候问题的搭档之一。 “IPCC从1990年开始发布报告，此后每隔几年更换一次最新结果，那时候的数据比现在乐观得多。在最新的报告中，读到地球增加6℃后的场景时，我感到恐怖极了。” 此后，张跃不再驾驶自己的私人飞机，“因为飞机的碳排放太大了。”他还取消了自己再生一个孩子的计划，和网易的创始人丁磊一样，把衣服和裤子控制在10套以内，“这样消耗的能量小、环保。”如今，除了经营企业，张跃还兼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主席，“我不介意做一个环保卫士。” “遗憾的是，和张跃一样的人还是太少。”更让帕乔里失望的，“到现在还是有人怀疑，全球气候有没有变暖？在他们看来，变暖也不一定是人类导致的。” “我经常还听到质疑，在这些人看来，IPCC的这份报告是否过于夸张？总有些顽固分子不面对现实。”在博鳌论坛上，手握话筒的帕乔里对此显得愤愤不平：“怀疑的人，或多或少是因为自己一点点可怜的利益。” 本届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是“绿色亚洲”，帕乔里对此甚为开心，“这至少证明还有一些人在关注气候和环保。”会议期间，他一直提着一只淡黄色的布袋子当公文包，里面装满了他的演讲稿。“这是只环保袋，我们都要在日常生活中减少消耗。”去年年底，在巴厘岛参加联合国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时，他也是拎着这只布袋上台发言。此后，帕乔里带着它去了诺贝尔奖颁奖现场。“这只布袋还是中国制造的，上面还有中国字。”他笑笑。 “这份工作需要帕乔里这样的激情” “自1750年以来的人类活动，促使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浓度明显增加，造成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帕乔里说：“这就是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决策摘要的结论。” IPCC是一个对政治保持中立的组织，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组建，参与者是来自15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科学家。每次撰写评估报告时，组织旗下的科学家们将先提供建议、拟定草案，最终由各国政府代表决定如何行动。 此次报告的通过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2007年11月，IPCC第27次全体会议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议题正是讨论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来自14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IPCC的评估报告，需要这些国家的代表逐字逐句审核。”会前，帕乔里就已得知，几乎所有的石油输出国都派出了级别最高的代表，这意味着通过评估报告的难度将会非常之大，因为这将有损他们的利益，“他们列出了自己的勇士方阵。” 会议从周末开始，几乎每天都持续到深夜11点。到了周四，以石油输出国代表为主的反对派声音依然很强大，那天的会议被迫通宵进行。凌晨2点多，石油输出国代表回去休息后，帕乔里说服其他与会代表继续开会。为了更顺畅的沟通，帕乔里取消了大会的同声翻译，要求各国代表统一用英语发言。周五下午，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们重新回到会场；晚上七点半，帕乔里流露出烦躁的情绪：“我已经连续4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还可以连续40个小时不睡觉，但是你们应该认真考虑考虑，到底我们要向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这一表白起到了奇特的效果，反对派的态度缓和。第二天，IPCC的报告顺利通过。 在印度新德里，帕乔里还拥有另一个身份：印度智库能源与资源学会总干事。在印度“智库”的办公室里，如果有谁迟到几分钟，帕乔里会送上一句“你好”；如果这种情况连续发生几次，这个员工将收到总干事办公室发来的电子邮件，提醒他遵守工作纪律。 但身为IPCC主席，帕乔里要柔和的多。在IPCC，争执无所不在，各个团队的首席科学家经常达不成一致意见。常年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几千名科学家打交道的帕乔里，同时扮演着外交家、中间人、工头和发言人的角色。当队伍分成两派时，帕乔里不会站在任何一边；他保持冷静，给予双方充分的时间争辩。等到他们争执太长时间而沮丧后，他再尝试让双方坐下来讨论。 帕乔里喜欢在各种场合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他总说：“如果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就需要及时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采用那些对环境更友好的方法。”在他看来：“除了做IPCC的新闻发言人，我还有义务把我所知道的说出来，只要这有利于我们应对挑战。” 他的同事和朋友们对此有些担心。IPCC温室气体减排组的联席主席波特认为，帕乔里应该谨慎些。“IPCC的报告以事实为主，如果你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和事实混淆的话，并不明智。”此次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牛津大学教授史蒂夫则表示：“帕乔里在生活方式上的发言，多于对科学本身的阐述。”最近，他们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份工作需要帕乔里这样的激情。” 未来，帕乔里不打算改变这样的方式：“我不会停下来。除非我在每一次论坛上都阐明清楚了，我们需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气候变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和戈尔不打不相识 分享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让帕乔里与戈尔的个人恩怨得以消弭。从帕乔里参加IPCC主席的竞选开始，戈尔就对他颇有微词。 1995年，帕乔里加入IPCC时，他只是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的一位主要作者。2001年第三次报告发布时，他已经是该机构五位副主席中的一员。2002年，他决定竞争主席一职，“每个人在生命中都要去寻找更大的挑战。” 但帕乔里并不是一位理想的候选人。IPCC的前两位主席都是物理学领域的专家：第一届主席伯特·博林是一位物理学家，第二届主席罗伯特·沃森则是大气化学家。他们都在学术上取得过很高的成就，并先后为著名的国际组织工作过。博林曾是欧洲空间研究机构的科学指导；沃森则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科学家。相比之下，那时的帕乔里只是一名工程师、经济学家，从管理印度的能源研究机构获得一些经验，在印度以外并不知名。此外，很多人认为，作为印度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帕乔里与世界上主要的能源公司过往甚密。更为糟糕的是，他还是美国布什政府的支持者。 2002年，帕乔里被印度提名为IPCC主席候选人，许多发展中国家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同年，布什政府选择支持帕乔里。当时，因与前一届克林顿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前任主席沃森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他提出能否与帕乔里共同担任联席主席？对此帕乔里断然拒绝：“两个主席，意味着其中一个人要时刻拼命保住主席这个位置。” 沃森落选后，曾任克林顿政府副总统的戈尔颇为不平，他在《纽约时报》上公开撰文，指责“帕乔里行动迟缓、扯环保的后腿”。他甚至认为这次竞选是布什政府蓄意所为，“全世界将会看到帕乔里的下场。” 对此，帕乔里予以反击。他亲自写信给《时代》周刊：“在1991年的演讲里，我记得戈尔曾经许下过许多美好的诺言，那么他实现了没有？他对自己的空头支票又能说些什么？如果戈尔觉得我是在和布什政府做交易，那我应该远不如他，做交易向来是他这位政客擅长的。” 事实证明，戈尔的担心多余了。尽管帕乔里在公众场合文质彬彬甚至有点害羞，但谈到环保，67岁的帕乔里是一个比戈尔更甚的急先锋。因为美国政府不同意减排二氧化碳，帕乔里曾在某次国际大会上大怒：“如果美国现在不参加（碳排放量减持），以后就别叫他们参加了。”他一贯主张美国先“限排”，“美国减排后，巴西、印度、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自然会跟上。” 如今，他和戈尔的“交战”已成历史，“现在，我和戈尔相处甚欢。”改变发生在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之时，当戈尔知道自己和IPCC一起获奖后，他率先打电话给帕乔里。“在电话里，戈尔希望我们能一起做点什么。”在帕乔里眼中，“戈尔就是一个沟通大师，他把环保的消息传遍到全世界。” “我愿意随时和戈尔一起工作。”3月底，戈尔在印度成立了该国第一个非营利性环保组织“气候计划”。为此，帕乔里特意陪同戈尔去印度国会发表演说，呼吁印度发展可再生能源。 “诗歌是我探究自己的另一种方式” 获得诺贝尔奖后，帕乔里带着巧克力，专程去看望他的中学数学老师阿瑟·弗林。当他进门时，已经85岁高龄的老弗林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但老弗林意识到来者是一位贵客，便轻声咕哝道：“我要请求他的祝福。”女儿告诉他：“爸爸，这是你的学生，他正在请求你的祝福。”随后，帕乔里跪在地上，让老弗林抚摸他的额头。他对老师说：“诺贝尔奖是献给你的。”帕乔里说，正是得益于老师的指导，才让他从小就爱上了学术研究。 27岁时，机械工程专业出身的帕乔里，成为印度一家内燃机车厂的总工程师。出于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帕乔里放弃了这份不错的工作，进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发现自己爱上了经济学，那本来是一门旁听课。“我感觉我不能再在工程机械上浪费时间了，我必须进入到经济学领域。”后来，帕乔里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对此，他颇为自豪，“和我一样，我的两个女儿、儿子以及当医生的妻子都是博士。” 1975年，尽管家人反对，学成之后的帕乔里坚持在印度前总理甘地宣布戒严后回到了祖国。“我觉得我应该为印度的改变做点什么？”此后，帕乔里接受任命，进入到塔塔集团旗下的能源研究所。那时，塔塔集团想把能源研究所放在孟买，因为那里离其总部很近。但帕乔里看中了知识分子聚集的新德里。当时，塔塔集团曾许诺：如果他愿意去孟买，他将拥有豪华的办公室。帕乔里却说他对豪华办公室不感兴趣，他在新德里的一个招待所成立了能源研究所，并为自己雇佣了一名兼职秘书。 如今，能源研究所已经更名为“印度智库能源与资源学会”。该机构拥有700名员工，在伦敦、华盛顿、东京、迪拜等很多城市拥有办事处。它不再属于塔塔集团，而是一个非赢利性的组织。它的客户包括世界银行、印度政府及一些跨国企业，比如，他们正和石油巨头BP一起研究从一种传统油料作物里提取生物柴油。“就智库而言，我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它拥有全球最棒的人才。” 工作时，帕乔里喜欢播放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曲子。“我一直是个工作狂人，一天睡5小时就够了。”他的助手伊莎贝拉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经常半夜三点出差回来，就赶到办公室。”他的司机则这样描述：“在20多小时的车程里，帕乔里一分钟都不会休息，他会不停地回电话、看书、思考，有时还会聊一下板球。” 帕乔里曾师从印度50年代的板球全能天才帕德卡，空闲时，他喜欢和同事们来一场板球比赛。“老师（帕德卡）对我很满意，他认为我如果继续练下去，将有可能成为板球界的顶尖高手，因为我的手法极快。”大学里，帕乔里是出了名的体育健将：“我还喜欢打曲棍球、网球，也练过拳击。” 现在的帕乔里最喜欢和女儿郎莎米一起写诗。“诗歌是我探究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说：“有时候，你就是渴望写出来。”从小，帕乔里就喜欢一下午都坐在湖边，望着远处的群山沉思。8岁那年，他写了第一首诗。1991年，50岁的帕乔里和女儿合作出版了诗集《心情与沉思》，“里面描写了平原、旅途中的车站、我的困惑和爱。”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书了。”他抱怨道。很多年来，帕乔里一直梦想在喜马拉雅山上过一个白色的圣诞节，梦想有个假期，但如今的帕乔里没有时间登山。圣诞节来临前，他将更加忙碌。几个月前，他刚刚加入了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起的全球人道主义论坛。该论坛的成员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等。 据帕乔里介绍，IPCC的下一个评估报告主题将是能源。除了和几千名科学家埋首其间，他还在尝试导演一部电影。和戈尔一样，他也将在电影里出演。“我正在写剧本，但细节我还不能告诉你。电影将斥责消费主义至上，对地球气候而言，这是一场浩劫。” 对话帕乔里“17年内全球把碳排放总量减少20%” B=外滩画报 P=帕乔里 “这个过程漫长得像一场马拉松赛” B：这份IPCC评估报告的决策者摘要是2500多名科学家一起工作的成果，这个过程艰难漫长吗？ P：是的，这个过程漫长得像一场马拉松赛。IPCC有一套严密的操作方法：我们先请几千位科学家整合出一个草稿，没有人对世界全部都了解，比如谈到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就要听取极地海洋环境和赤道系统科学家的观点。 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好的或者坏的。每个科学家家所提出的看法和建议都有记录。报告必须逐字逐句由所有专家来检查和审核。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报告包括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些科学家的建议，还需要获得各国政府同意，他们要参与对报告的评估，所以这个报告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 这一次，在曼谷，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对报告内容一行一行地进行评审。100多个国家的2500多名科学家坐在一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要达成一致意见，困难可想而知。 B：尽管该报告的出台让IPCC获得了诺贝尔奖，但还是有人质疑它的可信度，对此你怎么看？ P：总有这么一群人在怀疑它，虽然它是成千上万名科学家们耗尽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显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末的100年中，全球年平均气温上升了0.7℃，而90年代是自1840年有正式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 现在已有确凿的事实证明全球变暖与人类的活动直接相关，如果到现在还怀疑这一点，恐怕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得有猜测的成分。如果没记错的话，诺贝尔委员会称赞IPCC创造了“人类活动与全球变暖之间联系的深刻共识”。现在科学家们该做的，已经都做了。 B：现在全球变暖的形势到了哪一步？ P：首先是降雨量、降雪量发生了变化。在热带或者南方，或者是越往南半球走降雨越少。我们预测，未来，世界各地都将出现缺水的现象，非洲和亚洲大概将有上亿人缺水。除此以外，干旱、热浪等恶劣天气将会更严重。 B：你有没有特别关注过中国？受到恶劣气候影响的结果是什么？ P：高温和干旱，还有洪水、土壤退化将对农业产生影响，这在全球都是一样的。有一个数据显示，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中国的水稻产量将降低5%～12%。我一直跟踪在这个领域。还有，中国的冰川在融化，今后的二三十年会更加明显，届时会有2.5亿人在2050年之前受到影响。 全球应该向“低碳社会”转变 B：面对这一局面，全球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有人担心，环境保护将消耗掉大量的成本？ P：我们要做的就是稳定整个地球的温度，一定要把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控制在2℃左右。从现在开始到2025年，把碳排放总量减少20%，这期间必须要有一个质变，现在算起来只有17年的时间了。 解决方案就是减少碳排放量。有人认为削减成本非常昂贵，但并非如此。IPCC所做的评估是：如果想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2.4℃，整个成本只占到2030年全球GDP比重的不足3%。这一预测结果，是我们几个月前作出的。 全球都应该向“低碳社会”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还蕴涵了无穷的商机。 B：是不是因为你是经济学博士，所以特别留意“低碳社会”的商机？有什么例子吗？ P：“低碳社会”势必涉及到新技术。比如荧光灯技术，如果一家人把家里的白炽灯全部换成荧光灯，他们一年削减的碳排放量，将相当于给地球植了四棵树。当人们都有这种意识和需要的时候，荧光灯不就是商机吗？比如联合国全球环境基金赞助的环保生物能源发电厂，已经在印度部分地区安装好了。这个生质气化发电厂发电量为250千瓦，多余的电力可以卖给邦加罗尔电力公司。 我在新德里工作的大楼是没有电的。我们使用了可再生能源──用化石燃料取暖，它的结构非常有利于吸收热量，这种新技术很适合在市场上推广。 在“低碳社会”，新技术很重要。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并不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起步早就有领先的可能性。 B：除了新技术，还有什么是碳减排体制中的要素？ P：当然是碳价格。现在世界上还没有规定出统一的碳价格，有人甚至认为全球需要一家中央银行来制定碳价格，规范碳证券交易。 给碳排放定价，同时为人们改变行为方式提供经济激励，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可以让私营行业和消费者看到开发低碳选择的价值，并大规模使用它们。 就碳减排而言，政府、商业机构还有个人都要一起行动。按照IPCC的报告，现在行动还来得及。 B：碳减排中，你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尽哪种义务？ P：到2025年，我不在乎哪个国家削减了多少，我只在乎全球的碳减排总量削减了20%。 “少吃肉、多骑自行车” B：你说过少吃肉、多骑自行车，能走路就走路，是减少排放、保护环境的一种生活方式。多骑自行车可以理解，吃肉和减少碳排放关系大吗？ P：是的，请少吃肉，肉类是碳密集型产品，而且吃太多肉对健康有害。以前IPCC没敢说，但现在要对外说了。研究发现，每生产1公斤肉类，就会排放出36.4公斤的二氧化碳。另外，饲养和运输1公斤牛、羊和猪肉所需的能源，可以让一个100瓦特的灯泡点亮三个星期。 汽车排放就不用说了。与其坐汽车行驶500米，不如骑脚踏车或步行。另一个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是购物，这也能帮助减轻气候变化的程度。人们只买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看到有卖的”就买。 我倾向于做个素食者，努力多吃蔬菜。不是我不能吃肉，而是少吃肉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更好，对头脑也有好处。日常生活里尽量用节能灯泡，离开房间时及时关灯。 在碳减排的公众教育和政府支持方面，日本和法国做得不错。30年前日本就开始采取措施，逐步从煤炭和石油转向天然气。日本还拥有卓有效率的公共交通，大量使用可再生能源。据我所知，日本80%的家庭都使用非电空调，里面是用水来运作的。而法国大约80%的发电量都依赖核能。 发展中国家不要步发达国家的后尘，发达国家应该为自己奢侈的生活方式而感到羞耻。当年圣雄甘地被问到何时能让印度达到英国的生活水准时，他会反问：“为什么要以英国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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