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后京都议定书”减排承诺道阻且长

虽然明年的谈判不至于崩溃，但附件一国家可能推迟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承诺，承诺的减排范围也可能不如预期。

2008年岁末，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恶劣天气现象，依旧在全球肆虐。东北亚地区遭遇寒潮，北美暴风雪呼啸，非洲降水稀少。

但恶劣天气只令世界各国政府疲于救急，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步伐仍未达成一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缔约方第14次会议在波兰小城波兹南闭幕，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次会议承上启下，2007年12月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缔约方第15次会议将成为“后京都时代”谈判的最后关口，但“中继站”波兹南未有惊喜。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参与了会议全程。在会上，他发现会议陷入了预想不到的状态：主要发达国家(即《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下称附件一国家)不对自身温室气体减排情况做回顾和评价，也不对后京都时代的减排目标做承诺，而是花费很多时间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的意见发生较大分歧，两个阵营内部的表态也呈现较大区别。

在接受本报专访中杨富强认为：“金融危机的到来，把矛盾暴露得更清楚。尽管都说金融危机是短期的，应对气候变化是长期的，两者应该分开来看，但政治家们不这样认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波兹南接受媒体采访时遗憾的说，对于去年《巴厘岛路线图》确立的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基石，“到目前为止，谈了一年了，还是各说各话，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对明年压力很大”。

可见，通向哥本哈根的道路并不平坦。杨富强判断说：虽然明年的谈判不至于崩溃，但附件一国家可能推迟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承诺，承诺的减排范围也可能不如预期。

杨富强曾任美国能源基金会(Energy Foundation)副主席，1990年代在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在能源和环境政策研究领域工作30多年。

波兹南会议没有分裂

《21世纪》：为期两周的波兹南会议一结束，外界的评论多是说“在一片争议声中落幕”、“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做何评价？

杨富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中继站，连接巴厘岛会议和哥本哈根谈判，但它加的油不足。人们不是很振奋，失望居多。它给人的感觉可以形容为多云或是阴天，但又有一点曙光。

这次会议告诉我们，气候变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坐下来谈。好在这次会议没有分裂，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冲撞，各个国家总的来讲还是愿意坐下来谈。

《21世纪》：没有实质进展是因为分歧太大吗？在哪些议题上分歧最大？

杨富强：第一大分歧就是会议到底要得出什么结论。按照巴厘岛路线图，本次会议很重要一点就是附件一国家要对他们前一阶段的减排承诺做出回顾、评价。我们只看到个别发达国家(地区)在会上做过阐述。

第二大分歧是后京都时代的减排范围。欧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对2020和2050年要采取什么减排范围说得很清楚。日本就回避做出说明，因此遭受很大批评，它明显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附件一国家还有一个伞形集团(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的连线形状似一把地球的保护伞)，包括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挪威等几个原本计划减排的国家，现在提出新方案――温室气体要继续增长，承诺模糊化。这就和巴厘岛路线图存在不一致了。

第三个分歧是“共同愿景”展望，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明显。附件一的发达国家花很多时间来讨论早已说得很清楚的2050年减排想法，同时将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牵扯进来。最后，中国提出来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承诺范围。第四个分歧是在几个如“技术和资金”议题上。

美国依旧旁观

《21世纪》：美国在会议上表现怎样的立场？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会给缔约方减排承诺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富强：美国代表团这一次显得很轻松，因为政府正在交接，不可能有所作为，基本上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但从成员讲话可以看出来，他们对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是有保留的。

奥巴马在11月的美国全球环境高峰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2020年排放减至1990年水平，2050年再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80%，同时清洁能源技术投资要达到每年150亿美元。这三条很明确，但与欧盟有差别。因为现在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升高了，2020年减排至1990年水平的目标，与激进的欧盟比起来差距就很大。

另外如果日本不做承诺，附件一中的伞形国家又模糊处理，人们就会推测，哥本哈根会议时欧盟会不会倒退？

《21世纪》：英国环境助理部长Joan Ruddock在会议最后一天对媒体表示，“在现阶段我们没有考虑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新的协议”。这样的论调包含的意图是什么？

杨富强：这种提法是一些附件一国家逃避责任。意图是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消解掉，这样原来的规则就不存在了。这样提也是为了减少减排的强制性。

我觉得，在今后的谈判中，抛开原有规则而产生“新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哥本哈根谈判前路维艰

《21世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谈判压力也越来越大，本次会议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表现？

杨富强：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也有分类。最激进的是比较落后的岛屿国家。因为海平面上升对他们的威胁很大。另外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很关心，气候变化对于他们适应问题比较迫切。

要求承担减排较多的，应该是像巴西、印度和中国等排放大，以及像韩国这样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在会议上表露无遗。比如欧盟就对中国和印度不点名的提出，主要发展中国家要在情景正常(BAU)的情况下减排15%到30%。

中、印采取的策略也不太一样。印度提出在2000年-205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超过发达国家。这个说法对中国影响较大，因为中国还没有这样表述。

中国在波兹南会议上从历史公平角度提出人均累积碳排放的概念，说明历史上中国人均累积的碳排放低于发达国家，也说明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都有特定时间段存在碳排放增加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规律。这样的提法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应有的发展空间，也为各国讨论国家间碳排放提供了新方法。

《21世纪》：美国前副总统、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在会上的演讲中说“通向哥本哈根之路已经明确”，希望“让我们乐观的因素大于令我们悲观的因素”。你认为通向哥本哈根之路上，我们有理由乐观吗？

杨富强：谈判不会崩溃，但推迟的可能性比较大，对新议定书时期的减排承诺可能不如预期。

奥巴马把气候变化提案放在第三。那么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可能最快也要到9月份才有结果，再加上美国国会的阻力，通过这个方案恐怕要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推迟，日本也跟着推迟，其他伞形国家模糊减排，欧盟再做一些妥协的话，恐怕整个附件一国家会推迟达成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