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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真相几何？
“对于冰川来说，无论是30年还是40年，它们最终都是在融化。” 哥本哈根缔结全球协议未遂的一个后果，就是释放了更多对于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调。 气候变化拥趸不得不重新回答这几个命题：全球在变暖吗？全球未来会变暖吗？全球变暖福兮祸兮？ 在英国气候科学研究方面工作17年的大卫·温纳(David Viner)博士，同时也是IPCC报告作者与IPCC数据发布中心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各种质疑都有些习以为常。 温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对记者表示，抛却其他暂且不论，至少有一件事要注意的是，《科学》与《自然》这两本科学界业内的专业杂志，从未刊登过质疑全球变暖的文章。 对于气候变暖曾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这一问题上，温纳对记者表示，可以证明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暖期和冷期都在某些地区交替存在过，但发生在20~21世纪的变暖，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长期变暖。 IPCC 众“门” 尽管IPCC早在1988年正式成立，其间20多年也不乏质疑之声，然而对于IPCC研究报告成果的质疑与各类“门”的密集出现，则始于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期间：从时间上来看，有着令人遐想的巧合。 《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贾鹤鹏认为，其中“气候门”事件，由于正好发生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成为会议亮点，以致报道数量非常大。 随后又有“冰川门”、“亚马逊门”等相继曝光，一时间IPCC陷入了信用危机之中，且更重要的是，在接受了气候变暖同减排之间关系的全球公众，必须重新审视全球是否正在变暖以及其后续命题。 温纳在早年博士毕业之后，正是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气候研究小组找到的工作，这也正是“气候门”发生之地。 去年12月，黑客进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部门(CRU)获取大量的邮件，从中发现了修改气候数据的问题。 “在泄露事件中，其中也有我一些非常好的朋友，我对我朋友和他们所做出来的、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信心的。”温纳表示，“我想这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可能是他们惧怕科学本身的真实性，意识到确实气候变化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且是这些科学家得出来的结论，有着非常严谨的依据，对这样的科学事实本身无法展开攻击，就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攻击这些科学家本人。” 温纳也和在IPCC工作的同事谈起过这个话题，而科学家们则聚焦在“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情”。 温纳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事实：温纳本人就是CRU邮箱的使用者，知晓通过邮箱交换的信息是非常大量的。 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到底是谁拥有这样一些资源和时间，从成千上万条的邮件通信中找出一两条能够让他们用的东西。”温纳提出，这不是一个人拿着笔记本电脑在家里可以干的事，也不是对电脑感兴趣的青少年随便找到非常小的电脑服务器能进行的攻击，这一定是有一个机构，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在做这个事情，从这么多的信息当中找出来这些问题。 在“冰川门”这一乌龙事件上，由于引用了灰色文献而致使IPCC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得出了“喜马拉雅冰川的消融速度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冰川，如果全球变暖的速度持续下去，喜马拉雅冰川在2035年，甚至更早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高”的结论。 对此，温纳认为，对于冰川来说，无论是30年还是40年，它们最终都是在融化。 温纳认为，在IPCC的报告中，每一个章节，甚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来自所引用的参考文件，“实际上为了写这么一个报告，我们用了成千上万的经过审核的一些文献文件。” “参与这个报告编写的科学家超过2000名，而参与这个报告经过审核的科学家数量更多。”温纳表示，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可以给公众浏览参考，任何人有兴趣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评审，包括各国的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兴趣的个人，他们都可以参考和评估这本书。 “目前在这个报告中体现的气候变化、气候科学方面的整理比其他的任何一个领域的同行评审更加严格。”温纳表示，所以如果有任何人想对报告中所做出的任何观点进行一些批评，他也必须拿出相应能够支持他的评论的证据，也必须来自于经过严格同行评审这样可靠的文献资料，如果有人说我们做的曲线不合适，而他的曲线更合理，达到了峰值，那么他的结论也必须得到相应的、非常有科学性的文献支持。 全球变暖谁之过 曾经参加过IPCC前三次报告撰写工作的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王绍武也认为，现在气候变暖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对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CRU的批评，他是不同意的。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地球大气温度变化序列(曲线)有三个版本，除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CRU之外，美国的戈达德空间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气候中心也都有各自序列图，趋势大体一致，且其中CRU绘制的变暖升幅还是最小的。 所以从这个逻辑而言，批判CRU隐瞒一些不变暖的资料是不能理解的，王绍武表示，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个系列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其他的两个系列也都有问题。 其一在于资料覆盖面不完整。“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地球上只有15%到20%地方是有资料的，其他地方没有资料，最近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可能有百分之七八十地方是有资料的。”王绍武表示。 其次，城市热岛效应是不可能一下子排除的。王绍武表示，当然IPCC的资料最初也曾经告诉我，已经把很大的城市热岛效应去掉了，但是我想这并不是代表完全去掉城市热岛效应。 “我知道中国科学家已经注意到城市热岛效应对中国的影响，这个正在从各个渠道进行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王绍武对本报记者表示。 王绍武表示，所以当我们确定变暖的问题后，这个变暖多少的温度资料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同样，在确定气候变暖后，气候变暖谁之过就更多地同政策面相连了。 IPCC认为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引起的，而国际上与其对立的非政府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NIPCC)认为是因自然变化，而非人类活动引起的。王绍武表示：“我现在的立场就是处于两者之间，既不同意IPCC，也不同意NIPCC。” “我认为自然变化还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第一个例子是在1950年到1980年之间，中国以及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处于一个较冷时期，而这段时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温室气体排放非常激烈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温度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因此假如说把这一段时期的温度变化认为是人类活动影响，认为是温室效应，那显然是不合适的。”王绍武表示，另外一个例子是，NIPCC认为，太阳活动，具体指的是宇宙线可能有影响，但是这里面也是有矛盾的，最新的资料表明1985年以后太阳活动处于一个减弱的阶段，而1985年以后全球温度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温的时期，因此现在马上用太阳活动来解释气候的变暖，也是矛盾的。 这说明双方观点都是有缺陷的。王绍武表示，因此在气候变化成因方面，他认为有人类活动影响，也有自然因素，这两者加在一起；其中自然因素里面包括火山活动、太阳活动，甚至有深海洋流影响。 在未来气候会不会变暖的问题上，过去所有的IPCC报告在做未来温度预测时，都是只考虑人类活动，没有考虑自然变化，王绍武表示：“但我想自然变化还应起到足够大比重(作用)，不能完全地忽略掉。” 例如中国2008年1月南方低温大雪、2009年夏天中国东北低温，这已经是很长时间没有观测到的这么强的低温，王绍武表示，2009年到2010年冬天中国北方大雪低温，也是很多年没有观测到的，这些是一些变冷的信号，这些信号显然是自然变化，而不是人类活动影响的。 “当然我们不能拿某一年、某一季变冷的事件就否认气候变暖的趋势，但是至少告诉我们，自然变化还是值得考虑的。”王绍武表示。 福兮祸兮 目前有一种逐渐抬头的看法是，全球变暖并不见得是一个恐怖的未来。 温纳表示，这个问题在科学界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小部分人来说，可能他们在短期内由于气候变化受益。”温纳对本报表示，他做过一个有关欧洲旅游业和气候变化关系研究，证明由于夏天可能变冷，旅游业可能受益，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是在少部分人受益而世界其余更多地区受到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发生的。 需要注意的是，在关于历史上的这个问题，有“中世纪暖期”等，所有的证据都在于，的确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有暖期或者冷期，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时期是地理上广泛存在的，特别是能达到全球范围内的变暖，温纳表示。 在2003年欧洲发生了严重的热浪，造成2.5万人死亡，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温纳表示，所以短期而言，一些地区可能从气候变化中受益，但是经过很多科学家的共同全面研究证明，在世界上更多地方，从气候变化当中遭受的只会是一些负面的非常严重的影响。 以冰川融化为例，问题的重点恰恰在于，冰川融化且最终可能消失的速率同控制地球平均温度上升的时间段有着紧密关联，在此，科学研究也就同政策制定连接起来。 “对公众而言，很难理解气温变化一点点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重大影响，可能在100年时间气温变化一两度、两三度并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情。”温纳表示，所以必须让公众意识到，平均气温上升一两度到底意味着什么。例如在加勒比海生长了200多年的珊瑚，在全球气候变化温度超过一定的界限后，在加勒比海地区生存这么长时间的珊瑚就有可能死亡。 温纳认为，一方面目前气候科学发展太迅速，仅仅是像现在这样每五年出一次报告可能是不够的，IPCC应考虑在此基础上，加大中间频次。 另一个方面，如何将气候变化研究的成果纳入到公共领域当中，纳入到政策里面，从而纳入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些谈判中，需要得到讨论。温纳表示，应该通过一个过程，快速地把科学界的科学研究，反映到刚才所讲的政治过程和公共领域过程当中，既需要迅速，同时又要保证科学的严谨性。 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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