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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零废弃”在台湾不是神话
“垃圾随袋付费征收”的方式，是以台北市环保局设计的专用垃圾袋为计量工具，计算市民应缴垃圾费的金额。 “听人说大陆人做不到(垃圾分类)。我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坏习惯都一样。相近的风俗习惯，重视奢华的包装等等。我为什么要来大陆？因为我们过去20年的办法太好用了，因为我们过去20年前的状况和大陆的现状是一模一样的。”来自台北市环境工程技师公会的工程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政策与环境规划研究所特聘专家林斌龙，在北京演讲时如是说。 垃圾山怎样成为观景台 “这是一个烟囱，烟囱的形状有点怪，上边红色的是一部电梯，烟囱有120米高，相当于40层楼高，这个电梯是透明的，烟囱上面有一个观景台，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就是说你在这吃饭闻到的是香味，没有臭味，也看不到什么烟。”林斌龙指着图片所说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北投垃圾焚化厂。现在，这个地方不仅早已不像人们印象中垃圾焚化厂那样让人闻之色变，还成了知名的观光景点。这里除了焚烧垃圾，厂区内还建起了健身中心等娱乐休闲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 20多年前，由于面积小，而台湾人口又大量集中于此，台北市面临严峻的垃圾问题，每天产生近4000吨垃圾。从1991年开始，台北市对垃圾进行焚化处理，并确立“以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目标。仅在台北市，就有3座垃圾焚化厂，除北投垃圾焚化厂以外，还有内湖和木栅垃圾焚化厂，而这3个厂的烟囱高度都是由林斌龙做风洞实验评估后决定的，“我当时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实验室做模型，在缩小尺寸的烟囱造烟，用不同的风速来吹，看看哪个高度的烟囱扩散比较好。由于有航空管制，所以北投焚化厂的高度只有120米，我当时希望它可以到150米；木栅焚化厂是150米，内湖垃圾焚化厂是70米。” 其中，内湖焚化厂建的年代最早，1992年正式运转，设计处理量900吨／日。现在，那里人们目之所及都是绿地，其实是被改造过的垃圾山，二三十年前上面是寸草不生的。因为在1985年前，台北市的垃圾都是露天堆置，形成基隆河旁的“内湖垃圾山”。“垃圾填埋产生的臭味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居民开始抗争，这是早期的环保抗争。”后来当地政府决定在垃圾堆旁边建一座焚烧厂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居民与政府的抗争、妥协，后来达成了很多协议，比如当地居民用电可以申请电费补助，因为这个焚烧厂可以发电；水费也有补助，居民去焚烧厂的温水游泳池不要钱。“因为你们忍受了我们的污染，所以我们就回馈一下，那边很多企业设有敦亲睦邻基金，给周边受害的居民一些回馈。”林斌龙解释说。 台北在岛内首创垃圾随袋收费 为了减轻焚化厂的处理压力，台北市1992年即开始推动资源垃圾回收。当时因垃圾采用落地收运的方式，全台北市有3765个垃圾集中点，环境极为脏乱。台北市从1997年实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采取定时、定点、定线清运垃圾方式，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现在当然我们做的还可以了，不过从八几年到现在也是非常辛苦的，不是说一开始就很顺利，一开始也是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垃圾分类没人知道该怎么做，当时的环保署署长简又新参考了荷兰资源回收桶的创意，把垃圾分成4类——纸、塑胶、金属和玻璃。然后摆放了一个漂亮的‘外星宝宝’回收箱在路边，但是没有人去丢垃圾，而且丢的也不对。”后来回收的种类越来越多，而要回收就要先分类。为了让垃圾跟可回收物分开，台北市率先使用了垃圾袋。 “台湾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这样做的，不是全部这样做的，所以北京要做，赶快！”林斌龙所指的，就是台湾著名的“垃圾随袋征收”政策，这一政策提出之初，各部门相当抗拒，直到1999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才定案实施，连同厨余垃圾回收一起作为配套措施，正式让废弃物进入了可利用的体系。马英九曾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政策，垃圾分类回收成为他市长任上最突出的政绩之一。 “垃圾随袋付费征收”的方式，是以台北市环保局设计的专用垃圾袋为计量工具，计算市民应缴垃圾费的金额。专用垃圾袋共有6种规格，每袋价格从新台币2.5元(约合0.6元人民币)到46元(约合10元人民币)不等。专用垃圾袋的售价是收集、清运及处理该型垃圾袋的成本，不含垃圾袋制作及销售成本。所以，市民扔的垃圾量越少，需要使用的垃圾袋越少，缴付的垃圾费也就越少。这里指的垃圾，是无法回收的纯粹的垃圾，可回收的资源垃圾不扔进袋中。 收费和分类使垃圾量大减 过去，台湾每个人平均每天产生的垃圾量最高多达1.34公斤，而现在台北市每个人每天的垃圾平均只有0.39公斤，等于超过三分之二变成了资源，真正的垃圾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台北市是全台湾做得最好的，全台湾现在每天每人产生垃圾是0.52公斤，回收量是40%多。”林斌龙说，现在台湾每天家里要扔的东西分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垃圾，不要的；一种是资源物，可以回收卖钱的。“不要的东西才要烧，烧完之后再进填埋厂。生垃圾(指未经焚烧的)是不进填埋场的，需经过减重、减体积以后再去填埋。垃圾经过焚烧以后它的体积只剩大约1/10，重量剩大约1/5，减量很多的。北投垃圾焚化厂一天能烧1800吨垃圾，原来设计可处理150万人口的垃圾，现在不够烧了，因为生垃圾减少了2/3以上。” 台北市福德坑垃圾掩埋场填满以后，1994年又建了山猪窟填埋场，“当时选择这个填埋场的时候，很多读书人很有意见，说不能在我们家后院建填埋场，除非达到最高的环保标准。所以山猪窟填埋场当时建的很辛苦。建了以后我们就想，完蛋了，一个填埋场二三十年就满了，建第二个就这么困难，建第三个怎么办？现在不用烦恼了，本来山猪窟填埋场30年就该满了，由于垃圾减量，现在可能等到几百年才会满，因为进填埋场的量设计时一天是2500吨，现在每天只有55吨了。” 让民众做环保“有赚头” 2000年，台北市提出在2020年实现“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的目标，垃圾随袋付费征收是重要的一环。“这个垃圾袋折合人民币大概一块多钱，台币5块钱，有大有小，这里还有防伪标签，是垃圾才丢在里面，不是垃圾不丢在里面。如果你的垃圾不丢在里面，人家是不会收的。如果小区里面的垃圾有哪一袋不装在这里面，是要罚钱的，大概最少会罚1200元台币(约合260元人民币)。”在台湾，许多商品包装上会印有回收标志，让人们知道不要将有回收标志的东西丢到专用垃圾袋里，回收物可以卖，社区会把资源物集中起来卖给回收商。 “比如说我在家里有一个东西要丢掉，这里有一个垃圾桶，这里有一个回收桶，你要丢哪个？当然丢回收桶了，因为回收是可以换钱的，而垃圾袋是要花钱买的，这样有一个经济的诱引。一是让可回收物不丢进垃圾桶，二是尽量少丢。这是垃圾随袋征收政策产生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原来预估2020年要实现资源全部回收，事实上到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可以提前达到这个目标。” 与此同时，生产者也要为回收的物品付费，通过这些钱成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比如说我是公司的老板，一天生产100个产品，我就缴100个回收的钱给基金，我自己回收，假设回收目标是60%，我做到回收60%的时候基金退给我60个产品的补贴费用，然后今年是60%明年可能变成70%，是逐年提高的。第一，我回收多少，基金退给我多少；第二，企业有一个最低的回收比率目标，补贴费率会依据是否达标而变动，所以企业尽量要达到目标。” 林斌龙认为，台湾二三十年来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建立起来的整个体系，不是政府说一句话就建起来的，他强调不能仅仅靠政府，还要民间来做，甚至是全民去做，让民间和企业有一点赚头才可以，“这是一个大学问！小区、回收业者、垃圾清运工等，如何运行？整体的运作就靠这个基金。”林斌龙告诉《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这个以基金为动力的体系目前在台已经运行了大概有20年了，刚开始时候并不顺利，甚至基金都快“死”掉了，但是后来民众的环保意识提升，给政府机构带来压力，才让基金的运营渐趋成熟。如今在台湾，官员到选举的时候必提环保。“我经常以环保局专家的身份去检查，环保局到这些单位的时候很威风的，我到一个地方说我是环保局的，他们就说赶快打电话给老板，环保局来了，感觉好像环保局比警察还威风。而20年前，要去检查，有些企业根本不理，甚至放狗追检查的人员。这就是说在有环保意识的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环保是对的，不环保就是错的。” 眼下，林斌龙希望在大陆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政策规划研究所的宋国君所长合作，希望政府立法促使企业聘用有资质并经过培训的环保人员，类似台湾环保专责人员制度，这样既让环保机构和企业沟通更顺畅，也让学有专长的人可以到企业里做环保。 你知道吗？台湾垃圾回收八策略 台湾实现“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主要有8项策略：
台北“垃圾随袋征收”奖惩规则 专用垃圾袋为清理费收费专用，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不得擅自制作、贩售，并不得使用袋上图样及文字。伪造、变造或擅自贩售(包括擅自提价贩售)专用垃圾袋者，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按次处罚；贩卖伪造、变造专用垃圾袋者处罚相同。涉及刑事责任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于检举行为，经查属实并处以罚款者，将实收罚款的20%奖金给检举人(最高奖金可达新台币50万)，并对检举人身份予以保密。但公务员为检举人时，不发放奖金。(1台币约合0.22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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